繼德發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對陳某偉再審申請的裁定成為又一例引發熱議的涉稅裁決。這份長達1.5萬余字的裁定書2019年4月19日一經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便引發廣泛關注。2019年末，隨著該裁決登上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等機構組織評選的年度影響力稅務司法審判案例之首，一場圍繞該裁決的討論在近日舉行的稅務司法理論與實踐論壇上火爆展開。

　　“這個案例太典型了，太重要了，涵蓋了多個法律和實務、理論當中糾結的問題，希望通過面對面的深入討論，能了解更多，認識更多，思考更多，為推動稅收法治建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啟示。”來自學界、實務界的眾多專業人士坦言其參與討論的初衷。他們觀察討論了什么問題？是否有有價值的見解？下面予以聚焦呈現。

　　View 1、本案有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復星集團稅務管理董事總經理韋國慶表示，這個案件有四點值得關注。

　　其一，關于事實問題。本案涉及兩組相互沖突的證據評價，由于仲裁的加入加強了買賣合同的證據效力，使最高法院的審理認定更為謹慎。

　　其二，關于交易的定性。本案的一個爭議焦點是，在沒有稅收法律明確買賣和借貸認定規則的情況下，稅務機關認定有關應稅活動或項目時，是否由有效的民事法律關系決定。本案中盡管存在仲裁確認的民事法律關系定性（買賣合同），最高法院認為稅務機關雖不宜徑行作出沖突認定，但仍有權根據實質課稅原則對案涉交易作出定性（借貸合同），實質課稅原則由此成為事實判定的基礎。不過，最高法院從證明責任分配和認定程序方面強調了對稅務機關行使這一權力的限制。

　　其三，將有關交易定性為借貸關系后，如何對其課稅。最高法院在裁定書中分析指出，民間借貸行為一般具有人身和社會屬性，特殊情形下也具有一定資本屬性，對民間借貸行為征繳稅款，宜堅持稅收公平原則并保持謙抑。對于親友之間偶發的、不以營利為目的、月利息收入未達到起征點的民間借貸行為，不應征收稅款。這個論斷考慮到了案件的導向意義，很有價值。不過，在民法和稅法交叉領域，如何評價一些民事行為的效力，本案裁決中是回避的。目前民間比如親屬間資金拆借情況很多，這些利息是否要繳稅，對非自有資金借貸的收入是全額征稅還是差額征稅，都可以作出合理法律解釋。

　　其四，裁定書最后部分指出，在實際執行被訴稅務處理決定時，如陳某偉就其實際應納稅所得額提出確有理由的證據和依據，稽查局仍宜基于稅收公平原則對其實際應納稅所得額統籌認定；如確有計算錯誤之處，仍宜自行糾正，以體現稅收公平。這體現了法院對本案中稅務機關有關處理的部分否定和指引，顯示了法院在適用現行法規和現實需要之間的平衡。

　　View 2、裁決雖適用實質課稅原則但不是反避稅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副研究員滕祥志針對本案裁決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是紀委方面的《關于認定相關涉稅問題的函》等函件和有關談話筆錄等言詞證據，能否直接轉化為行政程序當中的行政證據，值得研究。

　　二是現行行政復議法對行政復議程序中申請人提交的新證據如何處理語焉不詳，本案中復議環節涉及新提交的關鍵證據補充協議，行政訴訟法里有案卷外排除規則，但當事人可以繼續舉證，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在判決書里沒有反映。

　　三是本案雖然適用了實質課稅原則，但不是反避稅，不應將實質課稅和反避稅混淆使用。另外，對民商事交易定性的稅法評價，位列民商法評價之后，一般應當遵循民商法評價，在法律實質與經濟實質不一致的情況下，才運用實質課稅原則打破民商事交易的外觀。

　　View 3、實質課稅原則適用應有條件和范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湯潔茵不同意滕祥志有關實質課稅與反避稅沒有關系的觀點，表示二者應該是一體的。她圍繞本案主要分享了三點思考。

　　第一，實質課稅原則在法律層面未作規定，只在國家稅務總局規范性文件中以“應該遵循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的表述出現。將一項尚未在法律中明定的原則直接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是不妥的，因為相較于規則，原則是具有流動性的，不會提出具體的行為要求和法律后果，如何適用是含糊的。法院直接將其作為肯定稅務機關行為合法性的依據并不恰當。如果最高法院在案件審判過程中進一步闡釋為什么有這樣一個原則存在，并明確它的適用條件和范圍，會使判決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