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試點取得的成效。

　　《21世紀》：年初，醞釀已久的“營改增”在上海試點破冰，至今已逾半年。此次“營改增”擴容是否意味著上海試點成效明顯，達到了預期效果？

　　賈康：上海試點的機制創新實際上是把營業稅“重復征收”對企業專業化細分的制約作用，通過營改增以后的進項稅抵扣鏈條進行了化解。區別就在于營業稅沒有抵扣，而增值稅是可以做進項抵扣的。營改增之后，市場主體就可以放開手腳做專業化細分，而不再像過去那樣追求小而全、大而全。專業化細分方面的潛力發揮又恰恰帶動了我們特別看重的業態的升級換代。在新機制下，原來受到遏制的建筑安裝、交通運輸和服務業的升級換代活力釋放，會使服務性價比得到提升，又進而使得老百姓的邊際消費傾向得到提升，從而帶來提振消費的效應。提振消費在當下意義重大：中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消費率偏低，大量的儲蓄轉為投資帶來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要在保持一定投資增長水平的基礎上，爭取提振消費，避免形成過高的儲蓄率，更多地依靠消費市場的潛在支撐力可持續地支持經濟成長，同時使中國經濟減少外向依存度。這樣，不論世界上如何風云變幻，我們可以更多地憑借內部支撐力來完成長期的增長過程。

　　上海試點正是以此為著眼點，運行半年以來總體成效值得肯定。現在完全可以根據實證材料充分地認定這是一個結構性減稅的舉措，經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總的企業稅負確實在降低。上海測算結果是一年為幾十億元的減稅力度，那么全國推行之后大致減稅的數量級大體為一千億元，相對于現在一年十萬億元以上的財政收入盤子來說只是1%的減收壓力，這是財政可以承受的。所以可以做出判斷，這是一項意義重大、影響全局與長遠、同時也是財政可以承受的結構性減稅措施。

　　上海試點的亮點之一，在于它的方案考慮到了彈性調整，帶有“試錯”性質。首先，上海方案是在增值稅原來的標準稅率和照顧稅率之外又增加了兩檔稅率（依據稅務總局新發的四條規定又有微調）。雖然增值稅的稅率檔次不宜太多，但是初次嘗試必須保留一定的彈性，這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要用更豐富、更多樣化的稅率設計來區別對待不同的細分行業。第二，上海方案審慎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財力分配關系上新的變化。原來增值稅75%歸中央，營業稅都歸地方，營改增之后，在上海的過渡辦法是按照收入歸屬把賬倒算回來，凡是該歸地方的，都撥回來。對于局部試點來說，先不觸動總體的中央和地方運行多年的財力劃分規則，是比較合適的。這種情況在更多地區跟進以后可能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當全國大部分地區進入營改增軌道以后，一定要考慮新的應對辦法。如果結合其他稅種的演變，可以建立新的中央與地方的獨享機制，或者調整分成比例，這涉及到地方稅收其他的增長點，比如資源稅和房產稅改革，以及其他很多需要算賬的因素。所以，在肯定亮點的同時也應該承認其中的復雜性，不急于調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財力分配規則。上海方面有很清醒的戰略思維：在倒算賬之后，它實際上還得承擔營業稅減少的每年幾十億元，那么總體的正面效益是什么呢？是這項改革支撐了轄區之內產業的升級換代和總體的發展后勁，所以算大賬是肯定不吃虧的即所謂推動了制度改進，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支撐長遠發展。

　　樊勇：以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上海試點的情況是比較理想的。實行“營改增”試點后，占試點企業近7成的8.8萬戶小規模納稅人，由原來按5%稅率繳納營業稅調整為目前按3%稅率繳納增值稅，稅負下降達40%左右，可以說小微企業是此項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從中長期來講，減稅效果可能會更好，當然此項改革不僅僅是減稅的效果，它對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是非常有好處的。由于宏觀政策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時滯，今年的減稅可能會為未來三到五年或者是長期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大的動力，因此我們要更看重它的中長期效應，而不要急于求成，只關注眼前立竿見影的效果。

　　上海目前只有兩個行業試點，所以它整體的效果還是有限的。營改增需要涉及到更多的行業和地區，整體作用才會發揮得更好，這就是為什么國家現在要擴大試點之后，還會再爭取對行業范圍進行擴大，這在去年的財稅［2011］110號文件中就已經做了基本規劃，從地區到行業，要逐步推進。所以上海的試點，應該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上海試點過程中的不足

　　《21世紀》：上海試點還有什么不足？對于營改增的實際成效，一直不乏質疑和批評。對于這些質疑聲，您有怎樣的回應？